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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者在《三亚日报》上发表文章谈影视文化

发布时间:2014-11-17浏览次数:0文章来源:星空体育·(China)官方网站-登录入口


《红高粱》是怎么被种出来的
   文/王圣   红高粱几乎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无疑莫言以这个意象写出了文革后最重要的中国人的精神蜕变;另一方面张艺谋为第五代电影奠定基本内涵的电影以此将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推向了国际社会。一个作了概括,一个推向了世界,这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的两个彼此衔接的重要关键,甚至在现代思想史也占据重要的地位。
 红高粱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符号 
  即使我们百分百不是历史宿命论者,也不得不说红高粱是文革后一系列的思潮最具象形的代表。在经过建国后漫长的革命狂热、政治运动后,在经过十年的近乎癫狂的人性摧残和折磨后,在讨论真理的标准的同时,人们不得不考虑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我们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究竟该怎么生活下去?这样的思想背景既是《红高粱》文学和电影诞生的土壤,也是它们成为时代杰作的催化剂。
红高粱注定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需要。高密乡几千亩肥沃的土地上,密密麻麻疯长着粗枝大叶一人多高的高粱秆,吐着欲望喷薄的重重的红穗子,阵风掠过,发着沙哑而沉重的喘息。它们被宿命地种在这里,默默地完成生命的使命,但又无声地发出野性的怒吼,张扬着无法压抑的原始欲望。种了这些红高粱,吃了这些高粱饭的男人女人们,染上了红高粱的血性。
 从文学到电影成为经典 
  文学艺术同其他一切人类精神活动一样,必须直面时代命题,回答历史诘问。张艺谋对原始生命力几乎顶礼膜拜的狂热歌颂,无疑对八十年代正试图走出心灵创伤,舔干血迹重新走进日常生活的人们是一种呼应和召唤。
 
  一群关东糙汉子,一个刚烈、不屈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具体空间和时间的意象世界。在那样一个时代,需要的是对应这个时代的文化注脚,而不是一个精致的浪漫故事;需要的是一曲高歌,而不是一个悲剧英雄;需要的是来个痛快,而不是家长里短、夹杂不清。当然,原著作为中篇小说的基调和张艺谋的取材有着完美的契合。现在重看电影,张艺谋初次导演的鲜活的冲动、一流的调度和节奏感,顾长卫的运动摄影,姜文的野性气质,巩俐的隐忍适度,这一切都必然成为杰作的一种不可还原的成分。
 电视剧面临影响的焦虑 
  哈罗德·布鲁姆写过一本书《影响的焦虑》,有趣地指出了经典艺术对艺术家创作的焦虑感,以及这种焦虑感造成的误读和解构。毫无疑问,郑晓龙也必然承受着这种影响的焦虑,而新版的电视剧《红高粱》也必然要遭受解构的命运。
 
  这是一部投资据说超过1.5亿,要求拍摄60集电视剧才可能收支平衡的电视剧,原著人物和情节乃至电影的容量显然无法达到时长的需求量。编剧赵冬苓不得不对原著作了再创造,为剧情容量的考虑增加了人物、调整了叙述的视角、拉长了故事的前后交代,强化了人物矛盾关系,当然主要人物也发生了彻底地变化。《红高粱》从一部讴歌原始生命的诗歌摇身变为一个女人的成长生活史。
 
  这个《甄�执�》的原班人马不仅受到电影版的影响焦虑,同时还遭受了自己刚刚塑造的“经典”的诱惑,无疑这两种焦虑已经让这部戏喘不过气来,这种紧迫感无论是剧情设置、角色安排、表演火候、节奏把握乃至服装、化妆、道具,电视剧创造者都竭力要给众望所归的人们奉上一份满汉全席。
 电视剧的道德和使命 
  笔者无意对两个影视形式作优劣的比较,不仅张艺谋需要吴天明挪用西影厂三万块去高密种上红高粱,郑晓龙同样也需要面对融资、成本、收益以及对市场、风险的评估等等的要求,对影视作品的评判已经无法简单地对等于具体的某个人的评价,它已经受到太多非导演、编剧、演员个人所能控制的因素的影响。现今影视艺术并非如同八十年代计划经济下包产包售的“美好”时代,那时作品更多地依赖导演等主创人员的艺术品质,在当下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符合市场要求恰恰是一种道德要求,用冯小刚的话说就是“尊重观众”。
 
  笔者所关心的是,究竟红高粱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当下完成它可能的使命呢,尽管这仅仅只是被看作一个类似《甄�执�》般的娱乐电视剧而已。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和反思相比,现下国人普遍已经陷入了鲍德里亚所谓的消费社会当中去了,通俗点说,就是日子越好越找不着北,大家被网络进一个只能通过“消费”才能找到存在感的市场里,这在影视媒体里更显而易见。影视市场是先有一个符合大众消费欲望的成功产品,进而进一步培养了这样口味的观众,而这种被强化了某种趣味的观众,又提供给新的影视作品以市场保证,如此循环,直到某种口味透支到产生了反感,然后再据此基础创造新的口味。好莱坞这套市场秘密如今已经在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市场发生了效用,成功的例子很多。
 
  这种运作方式在电视剧《红高粱》的解构上痕迹很明显。从它对《让子弹飞》、《甄�执�》等近几年多部民国剧、宫廷剧、抗日剧的模仿和拼接形成的三角恋、剿匪、家族争斗到抗日的剧情解构,以及九儿性格发展的矛盾、中后期剧情脱离常理等等,都显现出一旦将符号化、意象化的电影落实到需要大量情节故事的电视剧时,那种对历史、人物乃至情节更需要大量精细化的研究和梳理。而电视剧《红高粱》的使命,或许本应再塑当下被低劣电视剧搞坏口味的观众趣味,再续《甄�执�》一个高水平的作品,然而这个使命看来还有一定的缺憾。
 
(刊发于《三亚日报》2014年11月16日城市读本 影音版面。)

报道链接:

《红高粱》是怎么被种出来的

http://www.cnepaper.com/sycb/html/2014-11/16/content_12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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