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海南历史三则:“落笔洞人”、华侨与“海盗”

1992年以前,研究海南历史的专家们认为,海南岛的先民是黎族,源于大陆的百越民族,距今不过数千年时间。然而,1992年的一次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一“定论”。

早在1983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考察落笔洞洞穴遗存时,发现了含贝壳和脊椎动物化石的灰色胶结层堆积。到了1992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师生,复查了落笔洞遗址,他们在灰色胶结层堆积中,采集到了5枚人类牙齿化石,以及水鹿、赤鹿、松鼠、鸟类等脊椎动物化石,并通过C14测定,这些化石遗存的时间距今约为一万年。这些牙齿的主人,我们不妨称之为三亚落笔洞人。据此,海南的历史被改写:海南最早有人类活动的时间比之前所确定的(大陆百越民族移民而来的黎族先民)至少提前了四五千年。它比曾经轰动一时的河姆渡人类遗址还要早两三千年。基于落笔洞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2001年6月,落笔洞遗址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现表明,大约在一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没有文字记录的时候，“落笔洞人”就已经生活在这个悬于海外的孤岛上。按照今天的知识推断，“落笔洞人”属于旧石器晚期。至于这些海南最早的先民在落笔洞地区怎样度过他们的原始穴居生活?又是如何开拓这片南疆沃土,创造远古的海洋文化?在进一步考古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只能靠想象去编织。其中,我们最为关心的是,落笔洞人到底来自哪里?

有研究者认为,落笔洞遗址的史前文化,与大陆华南地区的柳州白莲洞Ⅱ期、封开黄岩洞和阳春独石仔诸遗址,基本上是同期。这就意味着,落笔洞遗址与大陆洞穴的居民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甚至两者之间还可能有文化交流。

假如他们之间存在着往来,一个疑问是:在古代航海技术极度简陋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大规模地渡过浩渺的琼州海峡的?地质学家的回答是,通过冰川时代琼州海峡的“路桥”而抵达落笔洞地区,即在大理冰期后期,由于全球气候变冷,海平面不断下降,海水结冰,在大陆与海南岛之间,形成了“陆桥”,使海南岛与大陆相连。于是,大陆的人类与一些畏寒动物,通过琼州海峡的陆桥,抵达海南,从而开启“落笔洞人”的生活。

“落笔洞人”穴居的落笔洞是落笔峰下的一个洞穴。距离三亚市东北约10公里处的落笔峰是一座十分特别的小山峰,虽然它的海拔和东西宽都只有100多米,南北长约有300米,但它与周围的丘陵截然不同:山体岩石裸露,石缝丛林生长。从西面观之,其状呈长方形,如同一张案桌摆放在天地之间,更像是一枚巨大的方形印玺,戳在大地上。

落笔峰内的洞穴相传有36个,均为石灰岩溶洞,或大或小,如房如阁。其中有名字的除了“落笔洞”,还有“仙郎洞”“宫殿洞”“仙女洞”等。而没有名字的“别有十余洞”。

众多的溶洞中,落笔洞最著名。落笔洞位于落笔峰东面岩壁之下,洞口125米,宽9米,深16米,在洞顶的最高处垂吊着两根形如悬笔的钟乳石。“落笔”之名便由此而来。

《正德琼台志》也对“落笔”有详细描述:“人其中,有二石,形如悬笔,笔水滴不断。”落笔洞周围的老百姓说:传说这两支笔是天上神仙留在这里的，有洞内的神仙脚印为证,如果笔尖的“墨水”有幸滴落在你手上,那就是文曲星对你青睐有加,从此之后,你就能妙笔生花、下笔如有神。不过,这个”墨水”是有灵性的,不会随便滴到你手上,有的人伸手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滴下一滴水来,却滴不到手上。老人们还说,岭南巨儒钟芳在年少的时候曾到这里来游玩,同行的伙伴伸出去手,谁也无法让“墨水”滴上,只有他一伸手就是一滴,再伸手又是一滴,令伙伴们羡慕不已。后来,钟芳果然高中进士。

1933年,著名爱国人士田曙岚游历了落笔洞。在其撰写的《海南岛游记》中,记录了他的游历亲见:“洞中有石突出,下垂如笔状。”由此可见,当时那两支石笔尚在。

遗憾的是,现在仅仅有上半截石笔的残迹,据说下半截在1944年被侵琼的日本军人打断。

落笔洞不仅在地理上有独特之处,在人文方面也有丰厚的意蕴，“相传有僧于此禅化”,又说这里曾经称为“学堂洞”,即有文人学士在洞中办学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文意蕴与传说故事,文人墨客们在落笔洞上摩崖题刻也就不足为奇。至今落笔洞内仍然保存的题刻古诗有7首,其中宋代的2首,明代的3首,清代的2首。

除了这7首古诗,岩壁上还有“落笔洞”三个大字,这究竟是谁题刻的?数百年来一直是个谜。《崖州志・杂志一》记载:落笔洞题刻,“洞左壁刻‘落笔洞’三字,字大尺余,未知何人题。旁只有“维山’二字,余模糊莫辩”。原来几百年来,人们只知道是“维山”题刻的“落笔洞”三个字。至于“维山”是何方神圣,人们面对模糊的岩壁,一筹莫展。

直到1982年,三亚市文物普查队给落笔洞摩崖题刻做拓片时,经过现代技术显示,才复原出“维山云从龙”五个字,而题刻的时间是“至元癸未”。至此,谜底被揭开,“落笔洞”三个字是元代的云从龙,于至元癸未年间题刻的。

这个云从龙又是何许人也?云从龙,是元代至元年间的海北海南道宣慰使,甘肃陕西县人。《崖州志・宦绩志》有他的小传:“云从龙,字无心,陕西人。初为管辖,佐管帅马抚机平崖贼陈明甫等,有协赞功”,“后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累功至中书行省参知政事”。原来,云从龙是元朝皇帝忽必烈派往海南的第一任军政最高长官。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了洞中的景观,“中有石柱下垂如悬笔,笔尖滴水不断”,才触动了灵感,题刻了“落笔洞”。

应该说,落笔洞能够声名远播,主要归功于云从龙的命名和题刻。因为自云从龙开始,不断有文人墨客接踵而来,咏赞落笔洞,使此地逐渐成为崖州的名胜之一。

其实,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落笔洞周围的当地黎族人,并不叫此山峰为“落笔洞”,而是称其为“候毛”。候毛,在黎语里的意思是“神仙或圣人所在的地方”。从“候毛”这个名称可以看出,古代黎族人民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对落笔洞的喜爱与敬畏之情。

在海南这个四面环海的岛屿上,“华侨”的地位与作用十分突出。有专家甚至指出:海南的近代化过程,其实就是海外华人华侨“反哺”的过程。换句话说,琼侨对海南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纵观海南华侨发展史,琼侨人数呈逐步增长的趋势:19世纪上半叶,侨居海外的海南人累积达10多万人；至20世纪初,发展至50万至70万人；1940年时,有80万至100万人;1983年猛增至170多万人;到了1993年更是达到了306万人。虽然海南华侨总数屈居福建省和广东省之后,名列全国第三,但琼籍华人华侨与全省总人数(21世纪初海南省人口统计为83多万人)之比,却居全国之冠。

海南为什么能成为华侨之乡?首先因为其孤悬海外,客观上有开放与交流的需求。其次由于经济封闭、政治动荡,如果遭遇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岛上的居民便无生计,被迫走出去,给自己及家人闯出一片生存空间。

有研究者发现,海南岛的东部与东北部地区华侨居多。这是因为从人口的分布看,东部与东北部的人口占全岛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而从可耕种土地的分布看,东部与东北部的可耕种土地不到全岛的三分之一。不到全岛三分之一的可耕地,要养活全岛一半甚至更多的人口。所以,人多地少是东北部地区的基本矛盾。面对这样的生存压力,东部与东北部的岛民,为谋求更好的生存之路,越洋谋生也在情理之中了。

侨史专家把海南华侨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清朝中期之前,是琼侨产生与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鸦片战争之后,是琼侨迅速发展并立足于东南亚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二战”后至今,是琼侨由华侨向华人转变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琼侨产生与形成时期,与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有关。海南岛处于古代海上交通航线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此经过。历代南海航道的不断开辟,特别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南岛居民向海外的民，从而诞生了琼侨。至今,东南亚地区仍有许多关于郑成功的传说。例如:当他的舰队到达印尼三宝垄港时,副手王景弘因病无法继续行走,于是,郑和便给他留下一艘船和10名随从人员以及一些用品。王景弘在休养期间,带领大家开荒种地,修缮房屋,并用那艘船与爪哇进行贸易。后来,他的部下与当地妇女通婚繁衍。再后来,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为繁茂的华侨地区即“三宝垄”。南洋地区的其他“海南村”,其情形也与此类似。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海南岛作为重要的海上交通中转站,为什么没有像广州那样,发展成繁华的贸易地区呢?有研究者这样分析:古代海南岛米粮不足,尤其在宋元时期,粮食奇缺;加上人口少、经济规模小、土特产与南洋诸岛相似等因素,这些都制约了海南岛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尽管海南岛处于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地理位置,又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热带资源等,却最终不能像广州那样繁荣壮大起来,只能长期处于“中转站”的尴尬地位。

第二个时期即鸦片战争之后,是琼侨产生的高峰期。早在15――16世纪,欧洲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不时从中国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掠夺华工出国为奴,但尚属于小规模、不公开的行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蜂拥而入,以五口通商为据点,疯狂掠夺华工。海口,就是晚清时期贩运华工出洋的重要口岸之一,据史料记载:“1876-1898年的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海南人,就达24万人,平均每年一万余人。而通过其他途径出洋的人数也不少。”

出洋的琼侨大多数到了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虽然出洋的人多,但真正能在当地定居下来的,每年大约有一万人。据统计,自1876年至1930年期间,共有55万海南人定居在海外。其中,去泰国的琼侨最多。20世纪初,泰国的橡胶、棉花、甘蔗、胡椒、槟榔咖啡等,几乎所有经济作物的种植业,都由海南人经营。在服务性行业中,海南人经营的理发店,占泰国全国总数的50%。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观点:近代东南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华人的贡献,或者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华工(其中包括琼侨),也就没有后来东南亚的经济繁荣。

第三个时期是“二战”之后,琼侨被迫从华侨向华人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华排华浪潮,致使东南亚各国的众多华侨难以在当地继续生活,不得不陆续回国。

1950年11月,第一批难侨700人回到中国广东。到1951年3月1，广东省先后接待了四批难侨共2700人,分别安置在广东东莞县设立的“万顷沙坐桥农场”，以及在陆丰开办的“陆丰华侨农场”。但两个农场都规模较小,很快达到饱和,于是,中央政府决定把归国的华侨,安置到海南岛,即海南万宁的兴隆华侨农场、琼海的彬村农场等地。中央政府之所以决定在海南建立华侨农场,既因为归国华侨中海南籍的偏多,也因为海南与东南亚气候相似。

1960年的3月和4月,海南政府先后安置三批印尼归侨共1555名。此后,又陆续安置了9066名印尼归侨难侨。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关系恶化,1978年至1984年,海南政府先后安置了2.5万印支难民。可以说,海南的国营华侨农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成为集中安置归侨侨眷的基地,并先后形成了兴隆、彬村山、文昌、东方、澄迈5个国营华侨农场。

“二战”之后,海外华侨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即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变。此时期,琼侨在所侨居国的经济地位也发生着改变,其社会地位逐步崛起。比如,在泰国的琼侨拥有泰国的十个“最”,即最大的洋行、最多的酒店、最大的纺织厂、最大的汽车配件制造厂、最大的绢花厂、最大的火炬厂、最大的表行、最大的胶合板厂、最大的养猪场和最大的榨油厂等。泰国的纺织大王吴乾基,直接或间接控制了40多家纺织企业,占泰国全部纺织企业的40%。还是在泰国,到20世纪80年代末,泰国国会上下两院300多名议员中,祖籍海南或海南血统的议员,有80多人,占议员总人数的25%。

琼侨,这个特定历史与地域中产生的现象,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即琼侨文化，它道含着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今天在海南岛,你仍然可以看到中外文化结合的“印痕”：星罗棋布的西式建筑,热带作物园,方言中夹杂的英语、马来语等。这些都折射出中西合璧的琼侨文化风貌。

海南岛的一些热带经济作物，是琼侨从海外带回来的。如橡胶，1904年由区干寅等人创办儋州第一家华侨实业侨兴有限公司,这是海南最早的胶园。1905年,侨居南美洲秘鲁的华侨曾汪源、曾金诚父子,从马来西亚引进第一批胶苗，在儋州培育实验栽植成功。1907年，华侨区慕颐办起了那大橡胶园，引进上万株巴西三叶橡胶种苗，经过十年精心培育获得成功，由此引发了海南橡胶种植热。到1937年，海南岛共有94家胶园。此外，如油棕、剑麻等，1920年前后，也从国外相继引入海南。胡椒，1947年由归侨王育文从马来西亚带回辣椒苗，在琼海种植。可可,1953年在兴隆农场种植。而咖啡种苗,是琼侨1908年从马来西亚带入海南,1935年在澄迈福山一代种植的。

盛行海南的老爸茶,是琼侨文化的经典范例。西方人喜欢在午饭及下午工休时间喝红茶,加上糖或者淡奶。这种饮食习惯传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在这些侨居地生活的琼侨,耳濡目染受到熏习,并把这种饮食习惯带回海南。这个热带岛屿上的居民欣然接受并喜欢上了这个舶来品,称之为“老爸茶”,从此在海南岛,增添了一道烈日炎炎海风习习下悠然休闲的风景线。

海盗现象是海南“海洋文化”中一个略带神秘的话题,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多散见于各种史料与零碎的文章。

史料中关于海南海盗的明确记载,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被飓风吹到海南振州(三亚)。第二年返程扬州经过万安州时,接待他的是当地大海盗冯若芳。这段史料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唐代时期的振州,海盗力量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而且与官府相互勾结。

鉴真在振州时,振州的别驾名叫冯崇债,其辖区内就有两个大海盗:一个是振州的陈振武,一个是万安州的冯若芳,他们都以劫掠外国商船特别是波斯商船为业。传说陈振武会一种咒术,当商船经过振州海域时,他口念咒语,兴风作浪,轻易地劫持商船而发了大财。“咒术”传说的真实可靠性我们不去深究,所知道的结局是,陈振武闹腾得动静太大了,最后被官府追究,其巨额家财充公了事。与他一起倒霉的还有官吏韦公干,其罪名是官商结合,官匪勾结。当然,韦公干的倒霉,很大程度也因为自身的贪婪:他做刺史时,竟然想把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铜柱像熔化,去换钱财。当地老百姓气愤不过,拼死上诉才得以阻止他的行为。

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个大海盗冯若芳,不仅巨富无比,而且安然无事。探究背后的原因,竟然发现海盗冯若芳与振州别驾冯崇债有亲戚关系,他们都是岭南冯氏家族的后代(冼夫人与丈夫冯宝的后人)。据史料记载,冯氏家族在岭南称王称霸几百年,其后代有人做海盗,自然更容易得到官府的保护而发财致富。

海南岛,自唐代之后一直受到海盗的骚扰。其实,中国的海盗在南宋之前尚不很獗,因为中央集权的有效管制,海盗一时难以做大。然而宋代之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外贸的发展,特别是垄断经营与民间走私并存,使得海盗开始壮大。同时航海技术的进步,也能让海盗船行得更远。宋代海南最著名的海盗,是崖州的陈明甫和陈公发兄弟。当年他们在鹿回头一带自立为王,称雄八年,纵横南海,甚至可以自由出入越南等国,让宋代统治者头疼不已。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说:海南海盗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一直到明末也没有绝迹。

明清,是海南岛海盗最猖獗的时期。明代海南海盗的特点:一是规模不大,但骚扰不断;二是海南岛成为东南沿海海盗的藏匿据点;三是当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被逐步消灭时,海南岛的海�I却发展壮大起来。清代的海南岛海盗最猖獗,如史书记载:康黑三十九年(1700年),有海盗三艘船,停靠黄流海岸,掳走十多名妇女;然后又攻打大蛋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有7艘海盗船,进攻大蛋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海盗侵犯三亚港等。

正是在海盗最猖獗的明清时期，广东和福建比较大的海盗集团,几乎都与海南岛的海防打过仗。如著名的大海盗张琏、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都先后出没于海南岛。这是因为明朝嘉靖中期以后,广东和福建的大海盗被官军打得七零八落,逃窜中流落到海南岛。如福建大海盗吴平,拥兵过万,有舰船四百艘,曾经雄霸海上。他逃到海南岛后,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5)五月,在崖州湾被官兵包围。在这场激烈的海上歼灭战中,广东水师会同崖州水师,一举全歼了吴平海盗集团,斩杀海盗400余人,俘虏无数海盗首领吴平投水自尽。

一个有趣的细节：明代隆庆初年海南本地海盗李茂势力壮大,他主要从事亦商亦盗的珍珠贸易,由于海南出产的小珍珠品质高,颇受东南亚的欢喜,李茂靠此贸易赚取了巨额财富。传说,李茂曾经在三亚坡埋藏了大量白银,直到今天,偶尔还有人会在那一带捡拾到银两。

有人指出,海盗问题仅仅依靠武力是不能解决的,应该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即保证农民不失去土地,渔民能够正常生产,消除海盗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海盗问题。

还有人认为海盗也有其“好”的一面:如不断征服着危险的海上航行通道,把海上“畏途”变成了“通途”,并促进了造船业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又如反官府,杀豪绅,甚至抗击西方侵略者(明嘉靖时期的海盗张保仔,抗击西方侵略者)。当然,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