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从文化的边界地看海南岛海洋文化的双重性 | 乡土三亚

“文化的边界地”(cultural borderlands)一词源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对边界地的研究(borderlands studies)，主要与1976年建立的“边界地研究协会”(ABS)密切相关，该学会于1986年开始发行该学会的学术期刊《边界地研究期刊》(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和它的通讯录《边疆》(La Frontera)，并通过组织年度会议来专门致力于研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边界区域，使边界地的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跨国界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后殖民主义研究。

早期对边界地的研究集中于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边界区域，标志着这一区域历史的“德克萨斯州上空的六国旗"(six flags over Texas)的称号述说了德州两个世纪以来受多国权力统治和生存于多种文化缝隙间的历史。虽然1846年的美墨战争最终决定了德州的领土疆界和它的归属国(即美国) ，其挤夹于美墨两国间的边界地状态及其影响却一直延续至今，吸引了学术界对边界地所特有的多方面问题的关注，这不仅涉及地缘政治层面上的边界，还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层面上的边界。

近些年来，对边界地研究的范围更为宽泛，结合了对当今世界全球化人口迁移的各种形式及其后果的研究，这包括经济移民、自愿或非自愿流亡、侨居和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宗教迫害所造成的难民流动等。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学术和政府机构以及致力于特定区域研究的协会和研究中心把对边界地的研究扩大到覆盖欧洲、非洲、中东和亚洲各地的边疆地区，如位于欧洲的北爱尔兰和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地区，从马里、尼日尔和乍得到毛里塔尼亚和苏丹的非洲阿拉伯边疆地区，位于亚洲的克什米尔和喜马拉雅山区以及包括越南、老挝、泰国北部、中国西南、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东部、不丹、尼泊尔在内的中部高地。

因为边界地的类型多样复杂，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同样复杂多样，但著名的墨西哥裔美国作家葛洛莉亚・安札杜瓦(Gloria Anzaldua)和文化批评家拉蒙・萨尔迪瓦(Ramon Saldivar)分别在他们的名著《边境:新美斯堤莎》(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rw Mestiza )和《文化的边界地:埃默里科・帕雷德斯与跨疆域的想象》( The Borderlands of Culture: AmericoParede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中指出了边界地的抽象层面，这包含相互交叉的文化、性别和心理的边界，或如萨尔迪瓦所言,这种抽象层面“不仅指臆想中的地缘政治边界，还指更富有功效的文化群体之间象征性的重叠”①。

正是这种“象征性”的文化层面构成了跨疆界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尤其是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移民的研究而言。而近年来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与后殖民主义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 并驾齐驱的发展，以及两者对全球化移民的关注，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对边界地文化的研究，边界地的研究(borderlands studies)也因此增添了许多与文化不可分割的替代词: cultural borderlands(文化的边界地)，border culture（边界地文化)，border theory(边界理论)等。

那么，文化的边界地这概念

在哪一方面有助于本文

对海南岛海洋文化双重性的探讨呢?

安札杜瓦在她的名著《边境:新美斯堤莎》中把介于美墨两国间的边界地描述成一个拥有其自己独特“边界语言”和“边界文化”的“第三国”②，进而阐述了她著名的“新美斯堤莎”(newmestiza)和“新美斯堤莎意识”(newmestiza consciousness)的理念。

③基于这个跨越了疆界、性别、种族、阶层、宗教信仰等各种边界的第三国概念，安札杜瓦提出的“新美斯媒莎(意识)”表达了：

一种文化和文化意识上的杂糅，

一种与“母体”文化(即墨西哥和美国文化)相矛盾的断裂和亲和关系。

虽然源于不同的文化理论背景，安札杜瓦的边界地文化及“新美斯堤莎意识”与霍米・巴巴在他的经典著作《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Culture)中提出的间隙文化不约而同。在巴巴看来，穿梭于不同边界区域的边界地居民实际上是居住在两种文化的“缝隙间”(interstices)。正是通过跨越两种文化，在缝隙空间中求生存，一个“第三空间”产生了，宣告了一种新的杂糅文化的诞生。在巴巴看来,第三空间概念强调的是新创，而不是原本文化的本质，因为“所有的文化的形式都处在不断杂糅的过程之中”④。

葛洛莉亚・安札杜瓦和霍米・巴巴遥相呼应提出的有关在边界地或间隙空间中所产生的独特的、崭新的第三空间杂糅文化的理论贴切地表述了海南岛海洋文化的特性之一，海南岛作为一个海陆、东西方、土著与汉族文化交汇的边界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就像是一个介于海陆两地的第三空间，因而她的海洋文化融汇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乐水”和“乐山”者的各种文化，充满了杂糅文化所特有的新意和不断更新的旺盛活力。

然而，就笔者的理解而言，海南岛海洋文化所特有的文化杂糅性只是代表了她的文化的一方面，那么，如何来诠释她的文化双重特性的另一面(即延续性和本土性)呢?

在当今西方跨文化、跨疆场域的研究理论的话语中，受解构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跨疆域的迁移和边界地的生存被视为是对原来一种固有的民族和“家”的理念的解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似乎是与被固化了的疆界理念相对立的话语本身不免有维护其欲解构的二元主义方法论的嫌疑。

事实上，当今世界跨疆界的人口迁移和边界地的生存方式有效地捕捉了人类迁移动态的一种双重行为，即全球化和地方化、跨疆域化和本上化的同步行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同步发展的文化的地方化和本土化有着与原有的本土地方文化不同的特性，因为在跨文化的协商中，民族的疆界和文化纽带被不断地重新想象和改写，进而处在一个不断构建、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

在全球化语境下谈论人口迁移、文化认同和多元文化的问题时,著名文化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提出了两个“同步运作”的“轴向”，清晰地阐述了全球化人口迁移的动态，那就是文化的“差异与断裂”和“相似与连续性”⑤。

前者意指因全球化以及全球化人口迁移而产生的种深刻的不连续性，这主要是指通过体验文化的差异、跨文化的翻译和转换而形成的文化的异质性和混杂性。

后者则指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出于种种因素(比如政治策略、怀旧情结或寻求文化归宿感等)来营建某一民族或社区文化的特殊性，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就是指与过去历史有着定连续性的本土文化的特殊性。⑥把这两个轴向置于种“对话关系”中就能有效地捕捉住边界地里互动的双重运动。

从霍尔的理论出发，如果跨越国界的人口迁移导致了文化的杂糅和变迁意味着同时走向文化定位过程中的地方化，那么，重新想象和构建与特定民族或社区的“过去”相连接的文化纽带则意味着同时走向跨越疆界的跨国化(ransnationalization)。

换句话说跨国化的文化同时包含了文化的地方性，而本土化的文化同时也包含了文化的跨国性(transnatonalism)。由此可见,人口迁移和边界地研究的中心议题(一方面是人口流散和迁移，另一方面是地方性 和文化归属感)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双向运行、相辅相成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位于各种疆界上的文化边界地可以说是一个多维的协商区域，完全超越了无疆界的迁移、流散和有疆界的国家、家园及民族文化之简单化的二元对立。

在这个协商区域内，各种形式的文化纽带并列存在、相互影响着(这包括跨文化的交错杂糅和迥异的个人文化认同；因政治策略、怀旧情结或寻求文化归宿感等种种因素来强化以“过去”的家园为基础的集体文化认同；占据优势的主流文化认同等)，不断促进这个文化协商交界地独特的动态发展。

也是在这样个协商区域内，拥有着各种形式的亲和力和差异的文化纽带都被锁定在一个持续对话、争议和变更的过程中，如果援引霍尔的文化杂糅概念来看的话，这些不同程度上的文化纽带都处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社区、文化、部落和族裔都不再是同质或单的、自给自足的本土实体”。⑦

综上所述，海南岛这个文化的边界地，在不断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她的海洋文化不仅汇集了(如上文中所言)来自五湖四海的“乐水”和“乐山”者的文化，拥有着世界海陆大都会富有新意和旺盛活力的杂糅文化，同时，也涵括了与国际化同步运作的文化区域性和本土性。也就是说，海南岛的海洋文化融汇了她特定的地理位置所造就的国际性、杂糅性和本土性、延续性的文化双重特性，两者是同步发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